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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董啟章的第一本旅行札記，看似漫不經心，卻用心紀錄他的觀察、批判、聯想與思考，既有文學的況味，也充滿了視覺場景的震撼；這不僅是董啟章的個人經驗與深沉的擴延想像，更是情感的時空移位……。
★成英姝＞＞在這部刻意任性放縱自己筆隨意走的遊記當中，董啟章最吸引人的身分仍然是一個創作者，我並不是指這個身份之於遊記本身，我指的是一個創作者所擁有的尖銳敏感，在這裡仍然超過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後者也許從分析社會體系的結構運作，對體制抱以挑戰和質疑的態度，可是一個創作者的出發點卻是根源於他所理解、感受和堅持的美好而重要的事物。
★駱以軍＞＞董啟章像從音控室的各種音效按鈕，從母體胎膜的各處絨毛，從時光隧道的各液態月台入口，從上面、下面、裡面、外面……將不同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地獄變掛幅、城市的記憶構成術，或是世紀初無政府主義者預言式否定我們正錮禁其中之資本主義世界的緩慢時刻，全開閘灌引至他和妻子的這趟旅程
【作者介紹
】
董啟章簡介 :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從事寫作及寫作教學，著有小說《名字的玫瑰》、《安卓珍尼》、《雙身》、《地圖集》、《 V 城繁勝錄》、《 The Catalog 》、《衣魚簡史》及《體育時期》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及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
序一 不和諧對位的命運主題 成英姝
一開始，我想先提一個與這篇《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無關的問題，也是董啟章在文內提出過的問題：為什麼椎名林檎的音樂會變成暢銷曲呢？
椎名的音樂不但風格強烈，她所寫的詞更是莫測高深，她所經營出的視覺表演華麗卻暗藏攻擊性，從她的作品中看不到一絲媚俗，為什麼她在市場上會獲得成功？想必董啟章自己很確定他感受了椎名的音樂中某種不可思議的部分 (也因此才寫出了《體育時期》這部小說，「不是蘋果」的故事)，並且了解椎名與她的歌迷所建立的共鳴，可是要如此便相信這是椎名的音樂奪得排行榜高名次的理由，也太過天真了吧！豪華、精緻的藝術產品所消耗的資本是相當可觀的，要想在資本主義市場的媒體和通路現狀突圍，沒有握有強大資源的發行商在撐腰根本辦不到，那麼唱片公司投資椎名的原因是什麼？當然理由只有一個，他們看認為椎名的音樂會賺錢，問題是，為什麼連這些銅臭腦也認為椎名的音樂會賺錢？
那麼，這難道也不可能就是董啟章在《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這篇遊記裡質疑且反對的消費過剩的社會才有可能發生的情形？一個只提供最基本需求數量產品的社會，很有可能這些產品都得符合最大眾人口的水平。董啟章認為日本是很典型的產品過剩國家，這點他說的絕對沒錯，可是日本也就是因為產品過剩，才能看到各式各樣最富創意、不同流行、眼光超前的產物。雖然董啟章的日本之旅印證了日本商品的大量多餘，但事實上，因為持續性的全球不景氣影響，這幾年日本的商品數量下滑得很嚴重，商品的生產變得保守，很明顯的已經全面性朝媚俗的方向走，創造性的動能與之前相比，到了可憐的程度，風格化的東西已經變得非常少見了。
集結各個環節上最優秀的技術 (設備和人員)和頂尖的藝術家團隊，打造出最高水準的成品(也比低成本的商品能提供更高的產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英國的自家車庫用最簡陋的採樣和混音器做出充滿活力的音樂的人，終究也不能停留在這個地步，聽到紐約的昂貴錄音室做出來的東西，也總想做出更精準飽滿的效果來。然而，個人是否要屈服於市場現實，並不只是社會經濟體制的問題，其從《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也可以感受到，是那種更具有決戰性的焦慮。
若要問我椎名的音樂成功的原因，老實說，我的答案是，「宿命」。特立獨行的叛逆形象、強烈的自我意識、高亢的吶喊女聲、大玩真假音轉換的哭腔技巧、包辦詞曲創作、走在流行尖端的概念化造型和視覺，從 Cranberries 至Bijork、Alanis Morissette....清一色具有這幾項特色，多少會讓唱片公司意識到「這，就是風潮」！事實上，同時期因為歐洲幾個電音樂團的異軍突起，發生了九○年代後期奇特的另類音樂主流化的現象，而這股風潮也隨著經濟不景氣消失了，電子音樂全面性地倒向沙發音樂，真要命....說到這兒，我是真的認為椎名暢銷的理由就是這個嗎？其實，我是在導向一個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結論：不建立在與人類群體能夠呼應和對話上的自我實現，是不成立的。
即便是董啟章在文章裡數度提到的梭羅，也並非只滿足了他個人的不從流俗 (純粹地反社會、反文明)，而傳達了讓社會重新審視原有價值觀的期望。
在《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裡，董啟章談到日本青少年的自我隔絕現象，疑問他們是出於主動地對社會鄙棄，還是出於身不由己地怠惰、逃避、頹廢和自我放棄？很顯然董啟章心中的答案是後者。那麼，他們為什麼會逃避和自我放棄呢？答案很簡單，他們確實沒有多麼深層的思考，也沒有服從於更寬闊的自然追求，但是他們曾經努力但笨拙地想尋求一個和這個社會的共鳴，可是卻失敗了，他們把自己隔絕起來是因為他們根本喪失了屬於自己的生存方式。這部遊記裡描寫的一些現象，其實並非日本的實貌，比如說董啟章所觀察到的乏人問津的代官山，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挑在一個非假日的晚上造訪那裡，其實代官山確實是個性時尚的大本營，我在週末造訪那裡， Supereme、Silas、Ape的Foot Soldier、Beams、Adidas的專賣店都被年輕人擠爆，而這些店裡的商品數目都極少(雖然與董啟章所想的商品過剩相反，但是刻意將商品限量化造成稀有的珍奇感，也是這幾年日本流行的莫名其妙的行銷操作模式)。這種歪曲指向突顯出董啟章這部作品的基本態度，一種缺乏同情的批判。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其實在這部刻意任性放縱自己筆隨意走的遊記當中，董啟章最吸引人的身分仍然是一個創作者，我並不是指這個身份之於遊記本身(董啟章的作品一向擅玩真實與虛構的曖昧互換)，我指的是一個創作者所擁有的尖銳敏感，在這裡仍然超過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後者也許從分析社會體系的結構運作，對體制抱以挑戰和質疑的態度，可是一個創作者的出發點卻是根源於他所理解、感受和堅持的美好而重要的事物。
九四年以〈安卓珍妮〉獲得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小說獎，在台灣文壇引起極大驚艷，這篇秀逸的中篇小說 (收錄在同名小說集)遠比許多經營女性書寫的作品更不俗，當時令評審皆認定必然是女性創作者，待作者身分揭曉，雜誌社的人仍面不改色認為董啟章必然是男同志，隔二年董啟章偕妻子(當時兩人還未結婚)來台，雜誌社還是認為這兩人是「障眼法」，如今孩子新果都生下來了呢，哈哈，這個我一直都不敢告訴董啟章....。隨後出版《雙身》，董啟章在台灣便被歸類為性別書寫的小說創作者，然而他接下來出版的《地圖集》卻精妙地重構了一個香港的城市歷史，到了《衣魚簡史》又展現出另一種層次詭譎的小說世界，再看他在香港出版的作品，《家課冊》和《小冬校園》充滿青春氣息，《名字的玫瑰》在台灣要算是「都會寫作」吧！《The Catalog》則接近那種「廣告人的實驗性作品」，《貝貝的文字冒險》是給青少年的小說指導課，《體育時期》寫少女，卻又不同於早期的校園故事，刻意經營出暴烈的場景。稍用心者便會覺察這當中奇異之處，很少有小說家的作品面相那麼不統一，不得不使人猜想，這是因為作者不斷地做各種嘗試，從不同的角度試圖去和讀者溝通呢？還是剛好相反，作者完全放棄了和讀者溝通的企圖，而一意孤行地照自己的意思埋頭去寫？
也或許，兩者都有吧。
我不知道董啟章是否了解到他的作品與讀者所發生的呼應和對話，終究絕對是超過他自己的想像。回到董啟章看待這篇遊記的結構，只是行程簡單的三日遊，紀錄了種種瑣碎細節、聯想、思考、回憶，下筆的時候恣意漫遊這些好似無關的思緒，竟成了洋洋灑灑六萬字，最後印證了「再沒有無關痛養的事情，只要我們用心探究下去，所有的事情也是關聯的。」那麼，再繼續用心探究下去，我們，所有的人，這個世界所發生的所有事，也，都是相關聯的。董啟章在文中談到顧爾德的 Idea of the North，「無論相互間有多少分歧，聽著這些交替地冒現，消失，重疊，分離，以致常常沒法辨別和聽清的聲音，融合在音樂似的對達性的流動中，一個確切的，令人信服的北部意念卻漸漸形成。」這也不就是人類群體的面貌嗎？和諧的，不和諧的，能被接受的，和不能被接受的，在一個超越的傾聽中，彼此呼應著，套進納波可夫詮釋自傳的總結，追溯我們所有的人曾經存在的記憶，貫穿了整個宇宙的主題設計。
序二 命運交織的汽車旅館 駱以軍
董啟章的這本遊記令我想起卡爾維諾的《命運交織的城堡》：卡爾維諾把這本書當作一部繁衍敘述的「機器」，他以塔羅牌的二十二張「大阿爾卡那」和五十六張「小阿爾卡那」（分幣、劍、杯、棍四種花色）隨機排列，構成故事，在「命運交織的城堡」裡，組成個別傳奇的卡片整齊地以水平或垂直行列排放；「命運交織的酒館」中它們則形成更不規則輪廓的區塊，在牌型中心地帶重疊，幾乎所有故事出現的卡片都匯聚於此。卡爾維諾說：「我被這個以一組塔羅牌召喚所有可能故事的惡魔主義所蠱惑。」他說：「我惦記對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馬克白和李爾王的仿作；我不想失去浮士德、珀瑟瓦、伊底帕斯，和許多其他眼見在塔羅牌中浮現與消失的著名故事……」但當他耗竭心智在相同的中世紀──文藝復興的象徵中打轉，他亦不禁想到可否利用「現代」的視效材料反映當代集體的無意識心靈？
卡爾維諾提到一本他並未真正進行的書名：《命運交織的汽車旅館》：連環漫畫、歹徒、受驚的女人、太空船、蕩婦、空戰、瘋狂科學家……
這樣一本不存在的夢幻之書，卻一瞥即逝地出現在董啟章的遊記書裡：現代性的視覺場景（透過旅次中所穿行通過的飛機內艙、機場大廳、飯店早餐、行道樹、商街、電車上行色匆匆之在地人身影，甚至像購車票、免費試吃納豆、被不完善之旅遊書漏掉的百年老店或川端康成常去之咖啡屋……），現代性的心靈如何在旅次中隨性攜帶之書、該書所召喚之另一本書，或是旅次所睹所置身場景與之前在某某小說家故事中描敘場景之比對；再加上旅次中的小說家將官能天線全部打開，同步混音百科全書知識式的評註、插播和旁白……如此龐大且繁複一如哥特式教堂建築拱頂，一種朝上膨脹成天體或宇宙之縮影的幻念；卻同時因旅次城市之記憶、小說家本人之記憶、那些他提及的偉大小說段落的記憶，而「從不斷累聚的陰影往下望」……，將那個在書末從英日會話對照小手冊上摘下的一小句話：「 I'm agnostic. 」──我是不可知論者──旅次時空中某一橫切面的「歧路花園」，小說家的某幾種可能（而不是全部的）心靈牌序，分割排列成（也許卡爾維諾未及完成的）「偏菱形、星形、登上三度空間，變成立方體、多面體」……
譬如說，他在旅次將要展開之初，便暗示著災難的意象不斷像水族箱打氣馬達的小泡泡成串浮昇（一個台灣醫生到日本旅行回國後發現染上非典型肺癌，懷疑有隱瞞病情之嫌……大阪和北海到一些旅店更拒絕讓來自疫區的旅客入住；日本東北地區海岸又發生七級地震，震央最接近仙台；或是他想起年輕時獨自旅行北義大利一個小山城的聖方濟教堂，幾年後在電視新聞上看到該教堂在地震中樑柱倒塌的畫面，和美麗小城頹垣敗瓦之景象，『彷彿就像目睹自己的青春在瞬間崩壞』）；又譬如說，他在與妻子決定這次旅行必須將八個月大兒子留在香港，一種奇異的、對離散（這是二十世紀除了戰爭和大屠殺，最深沉痛苦的大敘事母題）的擴延想像，他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介紹德國當代作家 W.G.Sebald 的書，他的一本小說所寫的 Kindertransport 這個行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一個志願行動把一萬個生活在德國、奧地利及捷克的猶太裔小孩子轉載到英國接受庇護。他們的父母大都死在及後的納粹集中營裡。沒能趕上 Kindertransport 的猶太兒童，其後也死於毒氣室，為數估計達一百五十萬──且由這種孩童的離散，預言著此後這些孩子將成為永恆的漂流者的，火車月台意象，浮想聯翩至納博哥夫的小說，納博哥夫在自傳中提及的「時間恐懼症患者」：懷著恐懼，觸摸黑暗，也要盡情享受逝去時光中的點滴。
於是這當然遠不是一本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的旅行札記了：那像他所尊敬的大江健三郎（我讀到董啟章寫道：『一直以來，我把大江健三郎視為人生反思的引導者，反覆閱讀他的小說和文章……』時，感到溫暖又感動），反覆在和葛拉斯、巴加斯•略薩、蘇珊•桑塔格……這些「世紀心靈者」的通信中提問的，二十世紀的毀滅性景觀和所謂「現代性」之傷害時刻。一如大江所說：「這樣的小說家不可能幸福。」因為他看見了全景：這一輩子他已寫過或未寫出的小說，別人寫過或未寫出的小說：那是「個人的體驗」，卻也是漫漫迢迢的旅途。
進入別人的經驗：廣島原爆那些在烈燄中扭曲呻吟的人形，像十九世紀末墨西哥潑薩達版畫上的主題：畸形兒、洪水、傳染病、彗星、幽靈、自殺；大批由火車運往集中營集體毒斃燒掉的猶太人；或是像溫德斯在他的紀錄片《尋找小津》中無法重覓小津電影裡那永恆靜美的日本人，取而代之的是旅館電視中的胸罩廣告、東京現代化街道的霓虹燈影、或是洋食店櫥窗裡粗密肖真的蠟製美食模型；或是從大江的諾貝爾獎演辭《曖昧的日本的我》穿越，拆解或重看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的講題《美麗的日本的我》；或在旅次中面對湘南海岸風貌大喊「豐饒之海哪！」，從而令人眼瞎目盲地進入三島小說裡那個藏身於沙灘漁舟陰影中，妄想自己為了追逐、置身在那個陰影中，而「必須變成大海」的狂情蕩慾女孩……
調快時光。旅途與永別主題的重覆協奏。直視暴力虛假的「曖昧的日本的美」。從大江健三郎的腦疝兒子大江光作曲的音樂像逆光潮流翻弄蕨草複葉那樣反思大江所說「我之所以對人基本上是信賴的，是因為我知道孩子們身上有一種戰勝混亂的自律平衡感覺，或者說是一種整合的能力，換言之，就是有想像力。」或是從椎名林檎的歌曲《加爾基 精液 栗之花》延伸到董以之為原型的一個女孩所發展的小說《體育時期》……董啟章像從音控室的各種音效按鈕，從母體胎膜的各處絨毛，從時光隧道的各液態月台入口，從上面、下面、裡面、外面……將不同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地獄變掛幅、城市的記憶構成術，或是世紀初無政府主義者預言式否定我們正錮禁其中之資本主義世界的緩慢時刻，全開閘灌引至他和妻子的這趟旅程。
這樣的「帽子戲法」，這樣透過修辭的魔幻華麗，移所換位至另一個主體，再藉這主體所可能提供之性格缺陷、懷舊照片之細節、隱喻的繁衍、幽微陌生的身體或空間的變化……模擬出一種乍看彷彿科學新知期刊文體般冰冷又疏離之描寫風格，其實透過那主體所展露的是如此浪漫幾乎呻吟哀喊「人啊人」的小說家狂執；這種近似修行的小說家內在景觀，文體重疊高低不同的語言層次，去投影那個複雜糾纏之「世界」，其實在董啟章之前的小說中比比皆是，甚至粗概一些可以說即是董啟章小說技藝的神祕核心：譬如他那篇驚動萬教的成名作〈安卓珍妮〉，女性主義語彙與生物學語彙的酬遞過程中，物種的類例成為性別迷思的「偶然性──可能性」的冒險史詩之圖騰。董啟章利用斑尾毛蜥進化處境（斑尾毛蜥的單性生殖究竟是進化上的「停頓狀態」亦或「另闢出路」）質疑達爾文物種進化史觀所暗含之「淘汰」遊戲暴力邏輯；譬如他在〈衣魚簡史〉裡，那類近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將世界隱喻成一座被粗暴玷辱的圖書館；同書裡的〈那看海的日子〉，他虛擬了一個想像態的台灣「鄉土文學」的世界，在其中以鄉土文學之修辭、語境、視覺元素偽扮演繹了一場抒情哀逝的愛情故事，而那個「假的鄉土」只為了他對初識初戀後來成為妻子的那個女孩之懷舊情緒，而這個女孩的畢業論文是寫台灣鄉土文學的；或是較近的作品〈天工開物之電報／電話〉，董啟章魔幻書寫他的祖先董富可以用電報和妻子的亡魂溝通，那種現代性的大劇場被壓縮成一「現代器械」（電報）──「遷徙流離」──「母親分娩」的蠻荒場景，這使他的大小說企圖進入現代中國痛苦震央的第一時刻，與莫言小說那些（如《檀香刑》）以肉身施虐，或「貓腔」對抗洋人槍砲意象與火車轟鳴巨響的大家族史，有了不一樣的況味。殖民地歷史總像破缺的鏡子投射到別人的完整時間的一部分，董啟章可以將科技時代的數碼化、無情感的冰冷……全內化擬狀成一可投影在人物心靈中的抒情全景。
對於這些「進出」、「擬造」、「不同時空不同語境的錯置疊合」，董啟章在他的新作《體育時期》裡，曾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一位二十世紀葡萄牙詩人費南多•佩索阿（ Fernando Pessoa ），這位生前未得到重視的偉大詩人，死後遺留下大量零亂手稿，但考據結果顯示，佩索阿一生曾使用七十二個名字進行創作，這些假名各有不同個性和生活背景，他們各有代表作品，不同的文風和文學理念，和頗為詳細的生平事跡，他們之間互相認識，甚至互相批評。董啟章引了佩索阿的一段話：
「我創造了自己各種不同的性格。我持續地創造它們。每一個夢想，一旦形成就立即被另一個來代替我做夢的人來體現。為了創造，我毀滅了自己。我將內心的生活外化得這樣多，以至於在內心中，現在我也只能外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種各樣的演員登台而過，演出著不同的劇目。」
董啟章在這段話後加上一段他自己的疑惑（透過書中女主角的偽扮）：「作者們」反覆探索生活當中感官經驗的真實性和寫作中自我的虛構性，但那之間其實十分矛盾。如果寫作必然只能是一種扮演，一種假面的藝術，那麼片段的感官真實還有可能言詮嗎？還有可能通過文字去重現嗎？如果真實只存在於事物的存在本身之中，或者在個人感悟的當下之中，那麼抽象的沒有實質的語言重組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試著把這串提問轉向對著董啟章自己的這本遊記（或這趟日本之旅），會發現許多董反覆在不同文體、類型、語境仿擬的小說中無法全面展演的，竟在這一本遊記中完成了──也許該將此書視為小說家自我技藝曝獻的「作家文論」（像《被背叛的遺囑》、《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小說的方法》、《波赫士談詩論藝》、《悠遊小說林》……這一類小說家言志的文論集）；而不是一本遊記，又或者那確是一趟旅程，但是較近似余華的〈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你只是在旅次中闖進別人早已以亂針刺繡，繁複纏繞的夢境裡。在小說技藝的鐘面裡，余華說的極好：「我就像是一個膽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們（那些偉大作品）的步伐，在時間的長河裡緩緩走去，那是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們將我帶走，然後又讓我獨自一人回去。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在這個鐘面的外面，我相信董啟章是那麼自信：「對小說家而言，沒有任何一種──不僅是片斷──感官真實，是無法去言詮或以文字重現。」我相信幾乎沒有一種「真實」或「感性經驗」是董啟章（或他的許多未來）不能擬造出來，不能以假面侵入的。用波赫士一些的說法是：「世界為一本書而存在……我們是一部神奇的書中的章節字句，那部永不結束的書就是世上唯一的東西。」如同波赫士的小說《環墟》中，那個在荒廢的神殿中，痛苦地在夢中造人的術士，他要夢想出人的每一個細節，並將他引入真實的世界裡。當他耗竭心力形容枯槁在幻影中造出他的孩子，他突然瞭解他也只不過是個幻影，另有別人在夢裡創造了他。我覺得小說這個行業若真有較悲劇性的部分，即在於時間的永遠不夠。你必須要以等同於真實的時間去擬造那個幻影中的世界，你要耗費更多的時間打造細節，才能將之引渡到真實世界。當你擬造的那個世界愈清晰立體，你在真實世界的生命燭火卻愈黯淡。用董喜愛的大江健三郎的方式，即像在《換取的孩子》中那個女孩勇敢自地底精靈世界將它們用冰雕假娃娃調包的弟弟奪取回來。「把自殺死去的伊丹十三，重新生出來！」作為董啟章的小說讀者，幸運地是他藉著這一場不過發生在三月內的旅行繁花簇放地鏤刻了一座時光雕塑，將那漫漶無止息的小說時間暫時喊停，我們可以在這本偶然凍結的心靈琥珀或化石裡微觀找尋到他那許多小說蔓延出去的一些線索。作為他的小說同業，我甚至在心底偷偷浮現一絲「他真的曾經進行過這樣一趟旅程嗎？」之狐疑。這裡引一段董啟章在小說《體育時期》的句子作為這篇序文的結尾，這段文字我抽離懸空的讀，每次讀著皆非常感動，不知為何我覺得它可以作為這本旅行書的引文，當然你可以畫蛇添足地將那兩個女孩的名字「貝貝」和「不是蘋果」，改成「客途流動中的董啟章」、「香港」、「讀者」，以及「大江健三郎」、「 Sebald 」、「納博哥夫」、「椎名林檎」、「曖昧的日本」，還有「那個歧路花園的，許多小說作者的董啟章」：
「……貝貝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夠理解不是蘋果的感受，從事實方面講，她們的經歷是那麼的天南地北。可是，在表面的差異底下，是存在著早前提過的隱晦的共同感這種東西吧。這種東西和性格無關，也和背景無關，也和抽象的存在論或者神祕主義式的性靈現象無關，而是一種潛藏在身體內的，從感官一直膨脹到自我的界限的東西。那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融和，或身分認同，那反而是確認了人以身體作為界限的必然互相阻隔，才能體會到的站在同一個境況內的共感。那也可以說，是本質上的孤獨和無助的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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